京北怀柔区内的二十几处长城关塞，在明代中后期曾分别辖于蓟、昌两镇。由慕田峪关（包括慕田峪）以西，属于昌平镇，简称“昌镇”；而亓连口（包括亓连口）以东，则属于蓟州镇。所以，今怀柔区内的亓连口、神堂峪关、河防口、大水峪等关隘，归蓟镇石塘路辖。明代中后期，这四个关口与蓟镇所属的，白道峪、牛盆峪、小水峪一线通称为“蓟镇石塘西路”或“蓟镇西协”（由协守副总兵统领）。
神堂峪口，因山口宽漫，关隘较大而被称之为“关”。此关口东北七华里处是河防口；西北九华里接亓连口；其南一华里，就是上、下官地村，村南建有“神堂峪堡”。
史载，神堂峪关，始建于明永乐初的1402年，其后有数次扩修或维修。清朝政权建立后，这些城垣、关隘、城堡、军屯地虽然失去了军事防御功能，但作为人文地理标志的古迹中仍蕴涵着深厚的文化信息。挖掘，探讨这些地域性的历史文化，对增强民族自信，坚定爱国守土意识，延续自强不息的中华精神都有一定意义。
一、耘荒除秽开山地
神堂峪，本是一个自然山谷名称。山谷是两山之间的槽形凹地，山谷顶端的鞍凹部，称之为“口”；山谷中的开阔地便是“峪”，其中的水道，按大小或习惯多被称为沟、涧、溪、河、川等。所以，神堂峪在历史上也称神堂峪河。
神堂峪河谷源于交界河一带各个山洪沟，自交界河村南汇流成河南下，进入神堂峪关，再南行，西折汇入雁栖河主流。
这条近20公里的自然水道，在数万年前的洪荒时期也许有过洪涛漫谷，但更多的时候则是人们居高垦种，傍溪而行的通道。
这条古道始于何代何时，历史文献中没有明确的记载。而在远古，人类在山谷、水道、丘岗、台地上的耕种、渔猎活动，就是自然地理中最早的人文特征。
在时代沿革中出现的地名、归属、物产、征战、交通、灾害、神话等人文符号，更是山地最初的人文现象。广义而言，道路、地块、河堰、隘口的名称直接表现了人文痕迹，是附载一个地区人文历史的重要“文物”。所以，在历史文化探索中，我们可以循着“古道”、地名等渐渐走进一个地区历史文化的深处。
据《北京通史》等文献，春秋初期，山戎部族活动在燕山以北，后来渐渐南进，长期逗留燕齐之地。山戎族的生活聚集地多在方便出入燕山的各个垭口附近，神堂峪一带的各个山岭垭口、沟峪水道也曾是戎族南下北归的通道。
两汉之季，渔阳郡北部有白檀、厗奚、要阳、滑盐等属县。郡与县之间的军政事务往来，粮草调拨，军队出入虽然多经古北口大道，但山前山后的民间交流，都是就近从较小的山谷通道出入。所以，亓连、神堂、河防等沟谷很早就是人们的通行、驻留之地。
随着进出山地人口增多，山谷中就渐渐出现了傍水而居，邻山垦植的固定人群。久之，许多山坡生荒台地就被开垦成为“熟地”。但由于灾害、战乱、归属等原因，熟地也会被长期抛荒。
据文献，“辽统和十三年，诏许怀柔、昌平等县诸色人户请业荒地”。当时的“怀柔县”，是顺州属县，县治在顺州城内。怀柔县辖地在“顺州之北境”以及“檀州密云之西境”，也包括大水峪以西至亓连口一线山前部分沟谷滩地、台地。
所以，辽朝的“招民屯田”活动，必会促进神堂峪一带山谷道路和可耕地的形成。至元代，政府仍在昌平、顺、檀三州山前设置屯田军。“至顺元年，风，雹害稼”。檀、顺、昌平受灾，尤其是顺州北境山地受灾严重。因此，“至顺二年，发通州官粮，赈济饥民900余户”。
“十三年，命乌兰哈达乌克逊良贞兼任大司农，乡置分司农。即自西山，南至保定、河间、北至檀、顺州，东至迁民镇，凡系官地及元管各处屯田，悉从分司农司立法佃种，合用工价、牛具、农器、谷种、招募农夫诸费，给钞五百万锭，以供其用”。元朝颁布的这项兴农诏令内容丰富。
1、立法佃种范围中包括了神堂峪地区，此季的神堂峪辖于檀州至于归哪个乡的分司农管理，无资料可考。
2、设置乡司农基层管理机构。
3、土地归属类型主要是“官地”和“元管各处屯田”地。
4、政府出资“招募农夫”，并提供生产资料。
根据辽金时期的土地所有类型，其中的“官地”就是金代军屯组织“猛安、谋克”（千夫长、百夫长），所遗留，被元朝政府继承的土地。
然而，由于战乱，百姓背井离乡，致使土地长期抛荒；元初曾沿袭金代的战守军和屯田军不分屯田方式，权属混乱，效益很低。后又实行了占守军与屯田军相分离措施，这是军屯制的创新之举。
每个“卫亲军都指挥使司”之下的十数个千户所中，大部分是纯屯田千户所。各所屯地由达鲁花赤、千户、百户分级管理。最初的几十年，经营效益明显，但随着屯田军士老化，且补充不足等因，其经营效果越来越差。此后元政府颁诏令，把土地交由地方，再以佃租形式招民耕种。尽管土地仍然是“官地”性质。但屯田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，效益明显。
明代初期的军屯，是由各卫所拨出来一部分旗军，也称屯田正军，进行农业生产。旗军拨屯比例有边地和内地之别，边地为七屯三守，内地为八屯二守。
永乐二年，更定屯田法，其屯军和守军比例不在划一，允许各镇因地而定。屯军用地是国家的官田，来源包括“官田”、“没官田”、“废寺田”、“绝户田”、“闲田”、和“荒田”等，总体说都是“官田”、“官地”。
明政府为获取军饷，将部分土地“官有化”，按“份”拨给屯兵耕种，其收获，部分自留军饷，部分上交“屯田部”。
所以，根据历代政府在怀柔山地戍边屯田情况，凡是关隘附近的坡田、台地多是军屯官田，也就是俗称的“官地”。
二、神堂峪诸关屯田与官地村
《镇关志》载：“石塘岭路，东自陈家峪（今密云地），西抵亓连口（今雁栖镇莲花池），延袤二百五十里。南至怀柔、密云县”。
石塘岭路自西至东，下辖“亓连口，永乐年建，通大川，水口宽漫，通众骑，极冲；神堂峪关，永乐年建，通众骑，极冲；河防口，永乐年建，通大川，宽漫通众骑，极冲；大水峪关，永乐年建，通川谷，关口并东山崖通单骑；小水峪关永乐年建；边城九十二里，嘉靖三十年建，隆庆元年修，附墙台三座，空心敌台五十九座，隆庆三年至万历元年节次建”。
上引史料表明，今天的雁栖镇西北部，怀北镇东南部大部分是昔日蓟镇石塘岭路所辖的屯守之地。而各关口之外就是蒙古朵颜部游牧地区。天克力（宝山寺）、汤河（汤河口）、磕磕汰（科汰沟）、裘厂（秋厂）等处则是朵颜部落较为固定的驻牧地。
因军事戍守需要，明军不得不在神堂峪一线部署大量戍守军队。这些守军作为石塘西路“主兵”分驻在亓连、神堂、河防、大水峪、长园五个城堡，负责相对关口及城垣的防守。而这一防线的大规模修筑以及每年春、秋两防时期，还要从其他镇卫调入营军进行季节性的轮守。这些外军被称为“客兵”、“班军”或“春班”、“秋班”。客兵的粮饷由“京运”解决，而驻堡主兵的粮饷主要是通过屯田自给。
永乐至正德 一百年时间里，蓟镇石塘西路各堡的屯田，戍守活动基本稳定。到嘉靖以后，由于军队老化，屯兵逃、故等因，部分军屯地已经撂荒，加上蒙古朵颜各部频繁入关劫掠，守军的屯田活动受到很大影响，连年欠饷的问题直接导致部分正军、屯军逃离。
嘉靖三十四年的“引白壮潮”，虽然实现了通州至密云的漕粮水运，但历年的十五万石漕粮主要是用于“客兵”粮饷。所以，嘉靖四十四年十月，总督蓟辽侍郎刘焘奏称：
“古北、墙子、石塘三路，近岁开荒地六十三顷，收子粒六千七百六十余石，宜通行各边将领严督军士，一体举行”。
刘焘在《开垦边地疏》中指出：“案查，先该臣见得蓟辽沿边一带，多有可耕之地，行各该兵备道开垦。近据密云道报称，墙子、古北、石塘三路开垦有效。
石塘岭路河防口起至亓连口止，有地百余顷，来岁以三路主兵，每队分为二班，如修工之法，上一班开垦地土，下一班戍守，共力合作。收则记亩，均分牛具、籽种，以本道抵赎银两”。
刘焘根据古北口等地实施军屯取得成功的实践，也“查得河防口至亓连口，有百余顷可耕之地”。这些地就是亓连、神堂、河防口三关之内的长期撂荒的“官地”。所以刘焘要求“主兵”，以筑修长城的方式，分队分班，开垦耕种。
至此，我们根据辽金元以及明代，在神堂峪左近屯田活动，以及所屯种的土地性质，完全可以断定，那些近在关隘的土地多是“官地”。而不是民地、庙产或勋臣的封赏地。
明亡清兴之季，清廷圈占京畿周围土地。清军接管了大部关塞屯地，除以军饷份地形式划给绿营军耕种外，还有留有部分“营汛地”统称为“部管旗军地”或“兵丁养生地”。其土地性质仍是“官地”。
清末，土地性质逐渐发生变化。先是大量贫民佃种“旗军部管官地”，绿营旗军份地在租佃中也渐渐被变通转让。到了民国初期，京兆政府按照相关规定，将所有“部管官地”出售给民人，将出租的旗军地，按每亩一元标准收取证照费后，直接“留置给现佃户”。
至此，自明清以来的官地彻底转化为计亩纳粮的私有民地了。虽然土地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，但所涉及的地块，仍以“官地”为名。
根据地名文化的规律，城市、村落、关隘、山川等多是以地貌、意愿、事件、人物而得名。只有特定的地块才会以归属性质为名。比如至今仍被偶尔称谓的“和尚地”，就是红螺寺曾经的庙产；“西坟、东坟”地，曾是清初勋臣哈尓布武和戴全德的祀田茔地。而今天聚落在神堂峪沟谷之内的上、下官地村，就是因为周围曾经是“河防口至亓连口，有百余顷可耕之地”的官地而得名的。
三、石塘西路戍守事略
明代中期，蒙古各部因求边贸贡市曾多次破关南下。史载：朵颜各部常“由木虎岭南行至满桃儿（丰宁满堂村）分路，西南一股由汤河犯大水峪、河坊口；又由满桃儿，西南行毛哈气（今丰宁西南部）、汤河川至鞍子岭分路，东南犯石塘岭，正南犯大水峪、河坊口；又自大松林南行干他素、水可、分水、椴伏二岭，石门山（峪道河南）南犯河坊口、大水峪；由天克力南至表厂（秋厂）、椒园儿（交界河）东犯神堂峪、亓连口、慕田关，俱石塘岭一带地方”。
1454年8月，顺天府怀柔县民妇赵氏，在亓连口外被兀良哈部所掳，近日逃回边内，据赵氏所言，瓦剌首领也先派人到秋厂等地，调朵颜三卫兵马，三卫携家带口西去会合，准备在秋季南来犯边。兵部向皇帝报告称，“朵颜三卫残寇，阳附朝廷，阴为也先是用。因此可知前日所奏，欲迁往近边居住者，皆非实情，请皇上敕喻各边各关总兵等官，密设哨探，谨慎堤防”。
1504年7月，皇帝亲召工部左侍郎李鐩、大理寺右少卿吴一贯等于皇宫暖阁。命李鐩经略山海关至密云幕田谷关。并面谕曰：“边关重事，你等必须用心整理，官军少处即为增补，官员不职者奏来处治，务图经久，不可虚应故事。如果敕书内没涉及到者，听你等便宜行事”。李鐩的经略之地包含了神堂峪左右关口。
嘉靖二十八年四月，兵部决定，尽快在蓟州镇的亓连、神堂、慕田谷等地各设墩台。为神堂、亓连二口选委能将各募劲卒百五十人戍守。
隆庆二年春，戚继光与总督谭纶、顺天巡抚刘应节、镇守总兵杨四畏、兵备宋守约等逐一查视了，蓟、昌二镇的一十四路主客官军。“根据地之冲缓、兵之强弱、多寡，通融酌处，悉心分布”。
隆庆三年二月，蓟镇总兵官戚继光，派南兵参将李超统领南兵守蓟西石塘、大、小水峪、河防、神堂、亓连各口。南兵及南兵参将李超就是当时随戚继光北上的“义乌戚家军”。
万历五年正月，任蔡勋蓟辽副总兵，兼管通州参将事。此前蔡勋任黄花路参将，曾有敕书一道。《勅黄花镇参将蔡勋》：“今命尔充参将，分守城堡，督瞭墩台，防御贼寇。其附近天寿山处所，尔宜设法禁、养树木，杜绝贼路。（禁、养树木即，禁止乱砍滥伐，养育培护）分定各边墙交界所属隘口并亓连口（怀柔莲花池）一带，紧要地方俱要严加提防。一应事务悉听总督、镇巡官节制”。
万历十年三月，升蓟镇守备戚金为大水峪游击；万历十一年二月，升大水峪游击戚金为古北口参将；万历十二年十月，以昌镇都司田汝经为蓟镇大水峪游击；万历十九年二月升宣府龙门守备霍玠为大水峪游击；万历三十三年三月，升李峪徵为蓟镇大水峪游击；万历三十七年六月，以蓟州守备夏元庆为大水峪游击；万历四十七年三月，以王豸为蓟镇大水峪游击。大水峪游击将军防线，西至亓连口（今莲花池）。
万历四十七年八月，“鞑靼部满旦母子，聚党益众，谋犯蓟门石塘等路。上命京营副将江应诏统领营军三千名，取道顺义牛栏山向北，于大水峪、神堂峪沿边操练以壮声势”。
四、禁樵采，养树木
古北口至黄花镇，为京师北门，皇陵锁钥。明初，为防蒙古部族南下，朱元璋遣徐达经略辽东至居庸，大批向北部边境移民屯兵。嘉靖末又于内边增设昌镇、真保镇。驻兵数十万以及大量民屯。
由于军民骤增，对建筑木料、薪炭的需求增大，“供应京城的柴炭则于白羊口、黄花镇、红螺山等处采办”，边地林木遭大量采伐。永乐七年朱棣卜陵寝于黄花之阳。因忌山后动土有伤龙脉，遂划黄花至红螺为禁山。培树木，禁樵采，密藩篱，并慎增台垣若干。
“洪熙元年七月，顺天府怀柔县知县卲元亨奏曰：‘黄花镇东至红螺山，去天寿山已远，乞脱弛禁，以便采办输官薪’。上从之，又谕工部尚书吴申曰：‘弛禁便民，朕所不吝，若采之无节，恣意伐斫，则林木易竭。宜令以时取之，仍禁伤其根本，庶几可资常用。夫斧斤以时入山林，王道之始也，欲溥苑囿之利而公之民，人臣之谊也，此一事而君臣两得之矣’”。自此以后长城一线军民采薪伐林情况日益严重。
嘉靖中期，不断有官员上奏禁止砍伐边山林木，遂禁令恢复。隆庆二年，蓟昌两镇“沿边墙内外虏马可通处，俱发本路主客军兵，种植榆柳桃杏”。是年，蓟镇共栽植榆柳928万487株，播种桃杏等种子556石5斗。加上昌镇军士在居庸、黄花、横岭三路所植，总计在燕山一线种植了近千万株榆柳和果树。
隆庆三年，屯政总理庞尚鹏曾指出，修边墙固是防御长策，但培植林木与筑长城相比，“其势壮于十万师，其险踰于山川丘陵”。
隆庆三年直隶巡按御史房楠在《申饬种树疏》中详细论述了边关种树有七利：其一为“三载成林，虏入犯不能齐驱”……入卫之兵料可议减”。
万历三十七年兵部议覆御史刘光复安边诸策，其“勤树艺”项下云：“各边旷地，尽树以枣、栗、榆、柳等木，其成熟以救凶荒，其纵横以限戎马”。皇帝命令“着实举行，不得以虚文了事”。
明代在黄花至红螺山前后一线，植树禁樵共二百多年。另外天寿山各陵神宫监采办用于祭祀的榛果枣栗，皆派设近畿州县。并于各地设置“榛厂”。“裕陵神宫监榛果厂”共有四处林地，其中流水里一处四至为：“东至坟头村，南至柏崖厂，西至神堂峪关，北至马家池獾驼”。这进一步证明，神堂峪谷内不但许多官地，也有皇家占有的林场。
五、清代的“裁兵撤戍”
清顺治初，清军接管了前明的军事防区，但大体延续了明朝军队的驻防管理形式。康熙初，除驻石塘路营（今密云石城镇）的军事机构以外，原石塘路所属各口均被“裁兵撤戍”。
驻神堂峪口把总被撤裁后，守关绿营军户除少数靑壮选入大水峪汛兵营外，多数转为“密云中卫里”的民户。随之，神堂峪谷内各聚落片旗军户、耕种旗军地或官地的租佃户，便逐渐演化成了“密云中卫里”或怀柔“康家里”所属的村户。其后随着外来人口不断迁入，神堂峪口内外的聚落片逐渐扩大成村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，随着战争期间联合县的拆分合并，终被划入怀柔县。
